1935年10月19日，我们终于进入了陕西西北部的吴起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到此就算结束。以后的战斗、生活开始了另一个历史篇章。
这个吴起镇，据说是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吴起打过仗的地方。但吴起是卫国人，当过鲁国的将，又做过魏国的将，最后出任楚国的相。他的军事活动不会到达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应该位于秦的北面，是一个邻近匈奴边缘的偏远地方。全国解放后，把它改成吴旗，并成为一个新县。为什么将'起'改'旗'，我也说不清楚了。
我们那天下午到达的时候，还弄不清楚这是什么地方，但是两三个钟头以后，就有当地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游击队的同志出面了。证明确确实实已经进到刘志丹的根据地了。不管这个地方怎么偏僻，怎么贫瘠，怎么荒凉，总是这支从1934年10月开始，1935年10月结束，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转战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陕西十一省，既精神抖擞，又疲惫不堪的队伍，终于找着了一个落脚之地。
1936年6月，中央把陕甘省委改组为陕甘宁省委的时候，就把吴起镇指定为省委所在地。吴起镇正北是陕西西北端的三边﹣﹣定边、安边、靖边；西北端是宁夏的盐池，直到黄河东岸的吴忠、金积；正东和东南是甘肃的环县、华池，直到庆阳、合水，越过甘肃的东界，又是宁夏的预旺和同心城。这样一个从正北到东南的扇形区域，就指挥位置来说，吴起镇是适当的，但是唯一的缺点是没有作为省委机关的物质条件。1935年冬天，它的居民仅有七户，三十来人。为了使它成为一个省委的指挥基地，我们曾派人去察看了一次。它仍然和一年前一样，是个人口稀少、经济萧条的荒山小镇。我们当时军事行动的基本方针是大力向西发展，目标是宁夏。因此省委指挥机关，应该前进到陇东、环县地区，向北、向西都更接近宁夏。考虑的结果，后来陕甘宁省委就没有设在吴起镇。
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以吴起镇为县治，成立吴起县。划定由靖边、定边、志丹和甘肃的庆阳等县部分地区合并组成。但1959年撤县，并入志丹，镇名改'起'为'旗'。1961年省政府又决定恢复县治设吴旗县。
现在沿着这条山谷，建起了一条七里长的新街道，临街都是楼房，靠山都是石窑洞。据说，这个县城大约有十万人口，以石油工业为主。追想起那个只有三十来人的小山镇，虽然在那里住了没有几天，第二次要去也没有去成，但对这样一个生疏的地方，当我们住进去的时候，居然感到好像回到了家里一样。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胜感慨。
从整个局势考虑，干部会做大的调整。我被调去当毛泽东的秘书。长征结束了，我在干部团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自然会调离干部团，但调去当毛泽东的秘书，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当过秘书，那是1926年在武汉时期。显然工作性质和工作方法都是两回事。我不熟悉毛泽东的领导方式，虽然到了陕北，但多多少少还是在行军状况下工作，以军事工作为主。不管怎样，只好去了再说。
我们随即离开吴起镇，沿着洛河，经过旦八寨、永宁、王家坪到达甘泉。11月初，毛泽东去甘泉以南道佐埠的十五军团司令部，见了徐海东。徐海东当时在鄜县前线，正在准备消灭套通和张村驿的地主武装，临时把他叫回司令部。除徐海东外，十五军团的领导还有政治委员程子华，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同毛泽东一起去的，有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那时，毛泽东就是这个支队的政治委员；还有贾拓夫，他是陕西人，参加了长征，这时他作为毛泽东熟悉西北情况的顾问；加上我，一共四个人。总的就是这七人，没有更多的人，也没有别的人。
这是我认识徐海东的开始。抗日战争时期，他调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副总指挥。1945年至1946年，因为患肺病，在苏北根据地休养，住在淮安附近。那时我在苏北工作，经常去看他。解放战争时期，他转到大连休养。1948年至1949年，我在大连工作，也经常去看他。我记得，他在大连，还送我一方大端砚。这方砚台很有名堂，是清初程正揆送给石溪的。现在我还保存在手里。真巧合，程正揆是湖北人，徐海东也是湖北人。
徐海东对毛泽东到他司令部来，表示了极为热烈的欢迎。毛泽东询问了许多十五军团的情况，特别问到榆林桥和劳山打东北军的情况以及对东北军战斗力的估计。根据东北军最近在甘肃东面和西安以北地区的调动情况，就考虑到要准备和东北军打一两仗。
十五军团是鄂豫皖的第二十五军徐海东部队和陕北的第二十八军刘志丹部队不久前联合组成的。对毛泽东来说，这是一个他不熟悉的部队。指挥员的指挥能力，战斗员的战斗能力，也就是说素质和士气，他全不了解。现在下一个战斗要由他来组织和指挥。对一军团，他和他们已经有了近十年的指挥关系，无论哪方面都了如指掌。如何把这支部队投入战场，对他来讲，是比较容易的。由于当面的敌人是很生疏的，战场的群众条件和地形条件也是很生疏的，他必然要事先作些了解。看来，他到十五军团司令部一次，经过跟徐海东的谈话，指挥这支队伍投入战斗，在他来讲，似乎在心理上增加了不少的把握。显然，徐海东跟他的谈话，他是满意的。为着指挥方便起见，毛泽东还主动提出，配给徐海东司令部一部无线电台。当时徐海东部队的军事通讯手段很落后，无非是手播电话机，徒步乘马的传令兵罢了。有了这样一部电台，当然使徐海东喜出望外了。我们在徐海东的司令部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又打马回到我们自己的宿营地。
11月20日跟东北军的战斗，在葫芦河的直罗镇打响了。河水从陕甘交界的甘肃方面向东南流来，形成一个狭窄的谷道，因为是山地，河水很清。当时天气已冷，河的两旁住有四川的移民，大概是从川北逃荒跑来的。他们还保持四川的农业耕作习惯，利用葫芦河水，在河的两岸开小梯田种稻子。也保持四川农民的生活习惯，自己做泡菜、豆豉。他们是外来的客户，要打仗了，他们也不躲避，也无处去躲避，照常留在家里。我们宿营也借住在这些四川农民家里。我这个四川人，对这些同乡特别感兴趣，因为我可以从他们手里搞到大米、泡菜、豆豉这类在陕北难以搞到的食品。当然在那种物质条件下，毛泽东也感兴趣。
东北军四个师从甘肃庆阳、合水向西进入陕北，沿葫芦河直奔直罗镇、鄜县方向。我一军团从北向南，十五军团从南向北，将它的先头部队一 O 九师歼灭，并击毙师长牛元峰。还歼灭增援部队沈克师的一个团。计俘敌五千余人，缴枪三千余支。这个战役的胜利，有很大的战略意义，它巩固了陕甘苏区，使它成为尔后红军战略发展，无论向东向西，都是一个坚实的根据地。由于历史的发展，党中央就是凭借这个根据地，指挥了尔后十三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为了做东北军的工作，大部分东北军俘虏，我们都释放了。我记得毛泽东用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亲自起草了一封《致东北军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的公开信》。他写好以后，就交给我，拿去油印。因为这个地方纸张不好买，不过印了百多份。印好后就派人送给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管理俘虏的单位，指示释放俘虏的时候，尽量发给他们，要他们带回东北军去。
我记得这封信是用浅近的文言文写的，完全是毛泽东的文风。信中有这样的句子，'十一月二十一日之役，足下亲率四师之众，葫芦河边，老人山上，望远镜中，自当历历在目。百 O 九师一上战场全军覆没，贵军长亦不得不星夜潜逃，不逃则已，一逃二百余里，暂借合水聊定惊魂。'当时我对这封信的遣词用字、谋篇布局非常欣赏，读了一遍又一遍。但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即在争取东北军方面，却把对张学良政治态度的估计放在和蒋介石同一个位置。意在把东北军的各级军官和士兵同张学良区别开来。这封信是1935年11月26日写的。
但是两个月以后，就由毛泽东领衔，用红军首长的名义发表了一封《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上款是张副司令（即张学良）、董军长（即董英斌）、万军长（即万福祺）。从这封信的笔法看，也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虽然全信对张学良没有单独提出什么，但在争取东北军参加抗日统一战线这个意义上说，却包含了张学良，把张学良和东北军将士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了。从把张学良和蒋介石一起看待，转到把张学良和东北军将士一起看待，这是毛泽东对东北军统一战线观念的明显转变，这对于尔后我们在西北战场上同东北军的关系和同张学良的关系的迅速发展，有很大的意义。
这次战斗俘获了好多匹军马。我自己的乘马从瑞金动身，经过一年的长途跋涉，已经不行了。我就在这次俘获的战马中，选了一匹很好的乘马。靠这匹马，我尔后在陕西、甘肃、宁夏广大地区的高山、平川驰骋了一年。
争取东北军的工作，这时大有起色。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在我军过了一段俘虏生活以后，认识到我们这支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也是一支抗日的军队。高福源感觉到东北军应该转向抗日的方向，不应该听蒋介石的命令，与红军互相残杀。在他看来，东北军这支部队是可以抗日的，东北军的军官，包括张学良，也是愿意抗日的。这是东北军成分的地区性质所自然形成的。他主动提出来，假如我们相信他的话，释放他回西安，他可以向张学良、王以哲陈述他在红军中看到的真实情况。如果有可能的话，他将作为双方联络的桥梁，继续奔走。
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就把高福源找到瓦窑堡去，见了一次面，给了他很大的鼓励。高向我们要一匹马，以便他回去。毛泽东很慷慨，不光答应给他马，而且吩咐给二百块银元，以作路费，这完全出乎高福源意料之外。他去西安的时候要经过鄜县，由省委派人送他出境。过了不久，他从西安回来了，随即又陪同李克农去了洛川，见了张学良。这个故事一直发展到1936年4月9日晚上，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会见。在我军和东北军的关系上，高福源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贡献甚大。
当然，这时东北军仍然占有解放区里面的几个县城，如延安、甘泉、鄜县。东北军在城里出不来，我们也打不进去，相持在那里。最后，达到一种默契，和平共处。在鄜县、甘泉、延安三个县城，各自划定一个方向，三天一次，轮流在城外开放一个临时的集市，东北军不用为马匹的草料问题出城骚扰，老百姓向他们出售马匹所需要的草料。后来老百姓出售的东西，除了草料以外，还加上了一般的生话用品，同时摆摊出售面食。东北军和城里的商人也利用这个集市出售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如火柴、香烟等。老百姓很得到一些好处，东北军当然也得到很大的好处，他不必再为大量的马匹饲料发愁了。使用的货币是国民党的法币。同时还约定，他们不带武器出城。这种市场交易大概一直维持到'双十二事变'，东北军撤离延安、甘泉、鄜县为止。
省委住在鄜县套通，城里就驻扎着东北军，相距不过几十里，就这样和平共处下来了。
直罗镇战役后，东北军北线龟缩到庆阳一线的几个县城，南线只据有延安和鄜县两个县城。我们的力量，完全保有陕北、陇东部分的广大山区和农村。东北军已没有举行大规模进攻的战略意图，这样我们得到一个休整的机会，来考虑我军发展的问题，巩固陕北根据地的问题，同时促成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会合，并鼓励他们北上陕甘的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决定在瓦窑堡成立陕北省委，在鄜县成立陕甘省委，又把我从毛泽东的秘书工作岗位调出来，参加陕甘省委。我这个秘书大概当了不满两个月。新组的陕甘省委，朱理治当省委书记，因为他1934年就从上海被派到陕北来了，比我们早到陕北。李富春当副书记。欧阳钦当组织部长。我当宣传部长。萧劲光当军事部长，应该说就是省军区司令，跟后来的省军区司令又不大相同，没有可供指挥的成建制的部队，所以就任务来说，很像一个动员部长了。蔡畅当妇女部长。马锡五当省主席。省委机关先驻鄜县的张村驿，后驻鄜县套通。
提起鄜县，本地人都习惯叫鄜州。我们这批从南方来的南方人，对于这个县名感到很奇怪。我们都照认字认半边的规律，这是形声字的规律，把它念为'鹿'字的音，叫鹿州，本地人全听不懂。后来请教了本地干部，才知道要念'户'的音，叫'户'州。大概因为这个字太生僻，1964年陕西省政府审议这些县名，就借音把它改为富县了。葭县改佳县，醴泉县改礼泉县，盩厔改周至等，大概都是同一时间的事情。
到了鄜州，自然而然地就想到杜甫的那首《月夜》诗：'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从诗意分析，这里就应该有杜甫当年寄居过的地方了。我们在延安附近的一个地方住过一夜，名叫'豆腐川'。其实是我们把它念讹了，它本名是'杜甫川'。我们还以为杜甫的家当年就在那个川里呢。据说他不过在这里看过牡丹，原来这个川唐代叫'牡丹川'，后人为纪念杜甫到此一游，改称'杜甫川'了。不过我记得，那里还有一个小祠堂之类的建筑，供奉杜甫。如今不知怎样了。那么杜甫寄居在鄜州什么地方呢？以杜甫诗为证，那里应该叫羌村。据弘治的《延安府志》'禄山之乱，甫避兵三川……甫家寓郡弥年喜窦……'这是一个奇怪的地名。同一府志又说杜甫住在城南六十里。也不知是不是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个怪地方。依照羌村的说法，其地应在鄜县以西三十里处，川名'采铜川'。但找不出什么羌村。当地人传说现在的大申号村就是羌村。
杜甫生在河南，早年放荡齐赵，宦游长安，中晚年奔波郡州、天水、凤翔、成都、夔州，死在湖南。纪念这位大诗人的遗迹，恐怕只有成都浣花溪上的草堂了。那里是敞厅抱厦，小桥茅亭，一湾流水，满院梅花，极为幽雅别致。
陕甘省委的管辖地区，正北管到三边，正东管到宜川、甘泉，一直到黄河边上。省委组建以后，从地方情况出发，工作主要放在宣传群众、动员参加红军和保证军粮的供给上。因此各县的基层工作，就要成立县的动员部门、军事部门等。大规模组织民兵（陕北叫赤卫军），然后组织县游击队和县独立营，这些初级的游击武装，装备很差，成分也比较复杂，如掺杂有哥老会之类。弄得不好，还会有叛变的事情发生。几个月前，甘泉（当时改为红泉）县独立营就叛变了，所以巩固这样的武装组织要花很大力气。还要安定这个县的社会秩序，有土匪的地方要剿土匪。这些地区，大部分历史上都经过武装斗争和零星的土地革命，确实锻炼出一批县区干部，但是群众基础依然相当薄弱，党支部组织也才刚刚开始建立。
我们这个省委，除朱理治和马锡五外，都是长征干部，虽然到陕北已经几个月了，但总是初来乍到，对地方情况不熟悉，对地方干部不熟悉。省委考虑到总这样坐在省委指挥地方是不合适的，就派我到甘泉地区，作为省委的代表，帮助或者指导这个县委的工作，也兼管宜川（当时叫赤川）。县委不住在甘泉县城，住在城东一百多里的临真镇。它原来是一个县，元朝的时候，才废县并入甘泉的。所以它叫临真镇是不错的，不知什么时候，把临真简称为临镇，所以在现在的地图上，找不出临真镇而只有临镇了。
现在大家都叫西北这个地区为黄土地，但临真这个地方和我们说的直罗镇打仗的那个地方，都是些石山。如葫芦河、临真川都是石底子，水很清很甜，不像甘肃那里的水苦。同时，一个山头、一个山头还保有大面积的天然林。不过都是落叶树，冬天比较萧条。山林中黄羊（麂）成群，成为冬天猎户的猎取物。
因为人烟稀少，这个环境更容易为土匪所利用，就是在那个时候，也还有两三起小股土匪，出没在国民党和苏区之间的那些山梁上。老百姓和他们和平共处，我们也就很难消灭得了他们。陕北出土匪，这是有历史的，所以关中人尚称陕北人为'北山上下来的'，意思就是说有土匪味道。国民党竟然下流到不惜装扮成土匪，利用这个地方茂盛的草木作掩护，武装袭击周恩来。
1937年5月25日，周恩来由延安带了一些干部和一排警卫战士，共约二十余人，乘一辆卡车前往西安。过了五十里铺，上了劳山北面的湫沿山，就遇到这些国民党土匪二百多人的三面袭击。当时所谓公路，并不具备公路的条件，无非把一条大路拓宽一点就是了。刚好在这个地区，地势坡度起伏甚大，弯道很多，前面的视界很短，加上山道两旁长满着灌木林，那时又是夏天，枝条就更为茂盛了，作为拦路抢劫的土匪，自然是一个好地方。那么这批政治土匪，利用这样一个地形地物，对他们极为有利的山隘来袭击周恩来，就是很自然的了。幸好周恩来根据他长期的军事生活经验，避开了敌人的射击方向，脱险了。可惜警卫战士以少敌众，牺牲了将近二十来人。
我在临真一住就是一个夏天，当中只去过一次宜川，没有回过省委，对省委的全面工作，我也不大了解。我在甘泉县委的工作任务，无非是组织和扩大县的武装，作为有建制的参加红军主力的准备。除此而外，便是征集公粮。陕北的公粮，基本是小米、黄米、杂豆，很少小麦。当地粮食的产量也不高。不过当时正当秋收以后，尽管只是两个县委，仍然征集了相当数量的公粮。为着使军需确有把握，一方面军的后勤部长赵尔陆还亲自到临真找过我一次。当然也适当地做些党的组织教育工作。因为全是山区，没有多少村镇，交通不便，党员数量也不多，依然是军事环境，所以像党的教育这类工作，没有要求它怎么样正规地进行。
我大概是1936年2月以后去临真的，那时红军已经渡过黄河，向东进入山西境内去了。等到5月红军做战略转移，又从黄河东岸西渡的时候，他们是从延长、延川这个正面过河的。而我刚好在延长以南，所以说红军过河也没有涉及到我的工作。
我手头有一份红泉县委的名单，刚好是我代表省委驻红泉帮忙工作时的那些县委同志。书记苏宝泉，组织部长白步洲，宣传部长韩相吉，县政府主席姚海亮，还有李广信、马明川。虽然共同工作的时间不长，对这些同志我今天还有一定印象。特别是苏宝泉，他年纪比我大，人很稳重，我那时三十三岁，他恐怕快到四十了。至于宜川县县委是哪些同志，我就记不清了。大概薛振昌是县委书记，黄广深是县政府主席。
5月，红军回到陕北以后，就开始考虑发展方向。东进才折回来，再东进当然不妥。北进是沙漠，地形困难难以克服。南进向西安，当然好，但力量对比，于我们不利。宁夏是国民党统治的一个薄弱环节，只要民族政策对路，是可以取得发展的。
中央决定把陕甘省委撤销，把陕西南部的工作，甘泉、鄜县、宜川及中部等地区都由陕甘省委交给陕北省委，另自成立陕甘宁省委，全部班底就是原来的陕甘省委，搬到吴起。
为加强陕北工作，把原来陕甘省委的欧阳钦留下来了。欧阳钦认为，甘泉、宜川，我住在那里近半年，情况熟悉，要留我在陕北，继续管甘泉、宜川的工作。并且认为，甘泉成立中心县委管宜川，或宜川成立中心县委管甘泉都不适当。中央原来的建议是甘泉设中心县委，管延长、宜川、甘泉三县工作。中央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所以最后我还是告别了临真镇，走延长去瓦窑堡接受任务。
延长出石油，早见于《汉书》和唐人著作。沈括《梦溪笔谈》第二十四卷，有石油一项，说：'鄜延境内有石油，旧说高奴县出'脂水'，即此也。生于水际，沙石与泉水相杂，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挹之，乃采入缶中，颇倾淳漆。燃之如麻，但烟甚浓，所沾幄幕皆黑。予疑其烟可用，试扫其煤以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为之。其识文为'延川石液'者是也。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自予始为之。盖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近人一讲石油，必引用《梦溪笔谈》这段话，认为沈括很有见识。说'此物后必大行于世'，拿石油来注解'此物'，就变成了石油后必大行于世。其实沈括讲的是，沈括自己拿石油烟做成的墨，并且做了很多。这个墨的名字，在墨模上定为'延川石液'。沈括所谓'此物后必大行于世'是指的这个石油的烟做成的墨，后必行于世。因为很明显，'世'字后面有这么一句话必不可忽略，'自予始为之'，就是说拿石油烟做墨这件事情是从我沈括开始的。不能断章取义。查弘治的《延安府志》物质项内有石油一款。注明'出自泉中，民取之可以燃灯疗疮'。
我路过延长的时候，去看过那里的生产情况。地址在延长西门外，年产原油约二百吨。当时我们拿它没有什么用处，唯一的功用是拿来照明。那时石油厂兼做蜡烛。蜡烛成形后还可以，是直的、硬的，但只要一点火，热度一高，它就软化了。李商隐的诗句'蜡炬成灰泪始干'，对延长蜡烛来讲，应该是'蜡炬成灰泪不干'。主要因为它缺乏石蜡作配料，不能抵抗高温。我在延长买了好几包蜡烛，想带回省委用，在马背上驮着。白天行军温度升高，它就软化了。到了省委拿出来一看，已经不是一支一支的蜡烛，而是一个白蜡饼了。可惜这个地区的石油储藏量不大，现在年产仅15万吨，但地区遍及延安各县，除延长外，延川、子长、安塞、延安都有油井。
我大概是6月12或13日离开临真，从延长经甘谷驿、姚店、青化砭、永坪，17日到瓦窑堡。准备在瓦窑堡住两三天，就去陕甘宁省委。看一看在中央机关工作的老同志，就是那些在上海和江西认识的同志；也看一看在红军大学工作的同志，就是那些在长征路上，有八九个月共同行动的干部团和上干队的同志。这是那时瓦窑堡的两个大的中央机关单位。特别是红军大学的同志，非常热情，把能够在瓦窑堡搞到的好东西都拿来招待我，并且羡慕我这个省委的工作，成天东跑西跑，能够真正接触实际。可惜的是潘汉年在遵义会议以后就被派出去了，冯雪峰在到达陕北以后，也被派到上海去了，自然就都不会在瓦窑堡见面了。
新建的陕甘宁省委的工作，中央虽已有方针指示，我还是去找了周恩来，向他报告了我在甘泉的工作，并请示向西发展的地方工作的要求。我准备22日离开瓦窑堡。事出意外，21日下午，突然听见瓦窑堡北面传来密集的枪声。不久，中央就通知，即刻撤离瓦窑堡到保安（现在的志丹县）。那时，虽然到了陕北，能够在一个地方静住上几个月，但依然是马背生活，我也立刻叫警卫员备马，准备同中央机关行动。
这个枪声是从哪里来的呢？不久就查明，那是陕北高双城的第八十六师，驻在靖边东南石湾的一个团，突然向瓦窑堡袭击。我们事先没有察觉，等到发现敌人的时候，已经离瓦窑堡很近了。瓦窑堡那时驻有一个警卫营，是原来江西国家保卫局的那个警卫营，营长就是原来的营长李玉堂。上级命令他立即带领这个营去阻击敌人，掩护中央机关的撤退。他英勇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但他也就在这个战场上牺牲了。因为在江西的时候，我直接领导过这个营，同他很熟悉。只要一提到高双城袭击瓦窑堡这件事情，我总是非常怀念他的。
撤退并没有什么损失，但也有些措手不及。事变发生的当天下午，天一下就黑了。上千人都挤在去保安的一个沟里的小路上。大家很难都找到适当的宿营地，因此有一部分人不得不夜行军继续前进，一部分人没有办法，只有露营了，幸好是夏天，问题不大，如果是冬天，可就难办了。中央机关的目的是要到保安，而我的目的是要到保安更西更远的甘肃地界。因此第二天（22日），我就赶过先头部队，自由自在地根据我自己的行军速度，准备什么地方午饭，什么地方宿营。限定四天之内赶到陕甘宁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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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氓（1903—1990），四川省彭州市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李一氓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科长、南昌起义参谋团秘书长，后在中央特科工作。参加过长征，并先后任陕甘宁省委宣传部长、新四军秘书长。抗战胜利后，李一氓先后任苏北区党委书记、华中分局宣传部长等职。1990年李一氓在北京因病逝世，终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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